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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19日，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开馆仪式在河南省偃师市翟镇镇四角楼村南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举行。据与会者称：“李维明先生透露在夏代一片卜骨上发现了两个文字，说明夏代可能是有甲骨文的。详细消息会于晚些时候发布。”本来这句话也只是与会者客观转述，但之后网络上却一片欢声雀跃，似乎21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即将一锤定音，就等“晚些时候”的到来。

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李维明先生于2009年就发表过《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于2011年又发表过《“夏”字形探源》，其中就提到二里头文化的一片卜骨上有两个刻辞文字，并认为可能是“夏”字的早期写法。这片刻辞文字，据李先生的参考文献，出自《华夏考古》1993年第3期的一篇考古报告。也就是说，这并非什么新材料。但是至今二十多年过去了，似乎没见多少学者主张支持此观点。

李先生师从考古学家邹衡，长期任职中国国家博物馆，但不是古文字专业学者。随着近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张，这个观点又重新提出来，不知道算不算老调重弹？至少从澎湃新闻2019年10月18日《二里头文化甲骨文推进夏文化探索》这一访谈来看，没提供任何新证据。“晚些时候”应该更多也是考释，而不会是证据。

更关键的是，“释读”涉及的不仅是释读一个“文字”，而是认为在先商时已经存在“文字”。那么这里的“文字”，不应该是一两个文字，而是一整套文字体系。但从现有资料来看，先商的文字资料是非常匮乏的，证明当时“文字”已经形成的证据不足，从而“文字释读”也成了无源之水。

另外，就算这个“文字”是夏，就能证明夏朝存在吗？这当然也未必。因为这个“夏”到底表示什么不得而知。“夏”的字形像人在日下、举头见日的样子，引申为夏天的“夏”，而作为族名、国名的“夏”是后起的含义、那么这个“夏”是不是夏朝？当然也就无法证明了。实际上正是由于缺乏文字体系的存在，所以单个符号根本不能确定其含义。就算这个“文字”是“夏族”的意思，又怎么证明出土所在地是“夏族”？

这与大量“商”字甲骨文证明商朝存在，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商朝是怎么通过考古证明的呢？

首先殷墟遗址的位置、断代与文献中商朝大致相合，更重要的是甲骨文中有大量“商”“中商”“天邑商”“大邑商”“入商”的记录，还有与《史记·殷本纪》基本一致的商王世系。但密县（今河南新密）黄寨遗址（注意，非二里头遗址！）的一片卜骨上的两个字之间一个疑似“夏”字，就能证明夏朝存在吗？“夏”字之前还有一个字，为什么不说是这个王朝？除了这片卜骨同时期还有其他刻划符号，是不是每个都可以是“夏朝”的族名？

这样看来，考证这片卜骨的大致断代期限和文化面貌，主要是考古学研究的工作，出土的密县黄寨遗址是否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这是首先要判断的问题；而要证明卜骨符号是否“夏”和“字”，这应该又是个文字学问题，李先生自己也承认“有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没有把话说太满；进而要因此证明“夏朝”是否存在，这又主要是历史学研究的范畴。但耐人寻味的是，李先生并非认为该“文字”证明“夏朝”，而是事先就认为存在一个“夏代”。

李先生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澎湃记者夏朝是否存在的问题，而是援引夏鼐、邹衡等前辈的观点佐（dang）证（qiang），但不难看出其观点，如《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一文标题就认为了夏朝存在。众所周知，目前呼声最高的就是二里头文化等于夏文明。但这里却有个问题，尽管李先生一直声称“夏代”“二里头文化”，但出土卜骨的毕竟是新密黄寨遗址，新密离偃师尚有一段距离，是否能认定属于二里头文化呢？

实际上就算这点也有争议。考古报告曾认为新密黄寨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早期，但河南新密还有一个同时期的新砦遗址，新砦遗址鼎盛期形成了“新砦类遗存”，断代大约是公元前1850年—前1750年，很明显，新密黄寨遗址是新砦类遗存的一部分。那么新砦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是什么？李先生的观点是新砦类遗存属于二里头文化，但社科院新砦考古队长赵春青先生则认为是独立的“新砦期文化”，介于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

关于李先生与赵先生的论（si）战（bi），见于李维明《郑州青铜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年）、赵春青《读〈郑州青铜文化研究〉——兼答李维明先生对新砦期论证的疑惑》（《殷都学刊》2014年第1期）、李维明《读〈郑州青铜文化研究〉——兼答李维明先生对新砦期论证的疑惑》辨正》（《殷都学刊》2014年第3期）。赵指责李“危言耸听”“一稿三投”“乱扣帽子”，李回击赵“意气用事”“玩笑学术”“无中生有”“欲盖弥彰”“按需曲解”“随意评判”。

那么，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叫“夏都”是否合理呢？其实国家文物局2017年4月13日对河南省文物局《关于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设项目涉及二里头遗址建设控制地带选址的批复》明确提到“建议该遗址博物馆名称不含‘夏都’”，可见国家文物局的观点认为二里头是否叫夏都，应该说目前证据并不充分；但河南省文物局没有采纳该建议，最终仍然以“夏都”来命名。这表示二里头遗址是否夏都，即使官方高层也有不同的声音。

这里要说一句，总有些脑子不太好使的网友，评论说质疑夏朝是否存在这一行为，是陷入“西方的证明标准”。笔者不知道什么是“西方的证明标准”，“西方”是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不是只有一套标准，以及这套标准是什么？实际上，中国学者也有质疑的，比如历史学家杨宽先生、陈梦家先生、复旦大学文博系陈淳先生、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许宏先生；而外国学者也有认可的，比如日本学者宫本一夫《从神话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等等。

二里头遗址是不是夏朝，目前来说证据力度还是不够，主要在于没有文字自证，而不是什么东西方标准。新密黄寨遗址亦同理。但要说二里头遗址已经进入文明时代，这个没有多大疑问，目前主要争议在于龙山文化时期是否算文明。所以说二里头文化是夏文明存在疑问，不等于质疑在二里头文化不是中华文明。那么，二里头文化不管姓“夏”还是姓“商”还是姓什么，都不影响它代表古中国，并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

话说回来，笔者个人还是倾向于二里头文化遗址就是夏朝，因为就目前证据来看，还是夏朝的嫌疑最大，符合的证据最多。问题的关键性就是证据缺失，这个事实不得不承认。至于“新砦类遗存”，是不是夏朝或者先夏，那就更不好说了。所以还是期待进一步考古发现、文字释读与历史研究吧。

参考文献：

李维明：《夏代、商前期牛骨刻辞试读二例》

李维明：《“夏”字形探源》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

许宏：《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林屋公子，文史作家，主攻先秦秦汉史。系今日头条签约作者，悟空问答签约作者，澎湃历史专栏作者，网易历史专栏作者，百度ta说合作作者股票的条件，全历史合作作者，出版有《先秦古国志》《先秦古国志之吴越春秋》《山海经全画集》实体书三种，作品散见于《国家人文历史》《北京晚报》《醒狮国学》《百家讲坛》《威海晚报》等报刊杂志及自媒体。感谢阅读，欢迎关注！